泰国社会的“华侨分层”：融入、隔阂与认同的暗流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本科生黄睿、陈海晟、杨丰瑞

在曼谷石龙军路的老旧骑楼下，74岁的潮州裔老者林德昌用流利的泰语指挥着宗亲会的盂兰盆节施孤仪式；而在20公里外的拉差达路中资写字楼里，28岁的云南新移民小李正因工作签证续签受阻焦虑不已。同属“华人血脉”，却存在一道看不见的断层线——不同世代在泰国的生存状态与身分认同，已悄然分化。

2026年8月，中泰青年“软实力”调研实践队在曼谷进行了为期10天的田野调研，“泰国社会对华侨华人的认知”是此行主要调研议题之一，团队深度访谈泰国学者、宗亲会负责人、企业管理者、新移民以及泰国民众等不同群体共30余人，回收有效问卷120余份。调研中感受愈发强烈：泰国人谈论华人时，对不同世代、不同时期抵泰的群体，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

先说“老华侨”。在泰国语境中，老华侨是年龄概念，更是一种社会身分。他们多入泰籍，用泰语，改泰名，长期捐赠学校、医院，这些行动潜移默化影响了泰国社会认知。

许多泰国人直言“老华侨就是泰国人”——虽非绝对，却道出事实：华裔后代被视为“自己人”而非“外来者”。泰国纯华裔约980万，占总人口14%，若算上混血后裔则近四成。逾六成受访民众表示不会刻意区分朋友的血统，称“只要是泰国人，就是自己人”。

与老华侨的“如鱼得水”相反，新移民常被部分泰国人称为“外来者”。21世纪以来，在泰中国新移民已逾50万人，截至2025年11月，持有工作许可证的中国公民达5.6万人，较2021年翻一倍多，人数超过日本，跃居在泰外籍劳工首位。老华侨多涉足零售、金融等传统行业，与当地豪族形成利益共生；而新移民携资本涌入电商、物流、光伏等新兴产业，直接带来“增量竞争”。

新移民也常感被主流社会隔绝。多位当地中国籍受访者认为，如果不能给当地人带来实际利益，就会遭排斥。新华侨尚在适应期，无暇深耕社区关系，加之“非法用工”“排污超标”等负面个案被媒体放大，正面报道鲜见。调研中，约四成受访者对新华侨的印象来自媒体报道，这四成中的七成表示接触到的报道以负面为主。泰国中小产业业者的生存焦虑，便转化为对新华侨群体的微妙抵触。

有趣的是，福建会馆等华人社团不仅从事慈善，更充当着新老华侨的“缓冲带”——调解劳资纠纷、代办合法工作证、组织泰语法律讲座。老一辈通过宗亲会约束新移民遵守当地法规，新移民则借助会馆网络开拓政商人脉。多位宗亲会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移民寻求社团帮助的案例明显增多，涉及签证、用工、合同纠纷。古老的“地缘组织”意外成为化解“厌华情绪”的润滑剂。

分层之外，认同更为复杂。泰国年轻人对政治普遍兴趣寥寥，更多关注文化与生活。很多泰国华裔家庭年轻一代已不会中文，虽接受华裔身分，但在行为和认同上都是泰国人。有受访者表示：有华人背景的泰国人并不认为自己必须主动推广中国文化，因为中华文化已自然融入日常生活和商业——例如有华 血统的企业家、社会人物，或公司里带有中国传统色彩的仪式。这种“去官方化”的传播路径，印证了华人文化在泰国的“在地化”——它不再被视为“外来文化”，而是泰国多元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当然，融入并非没有暗礁。厌华情绪具有波动性和地域差异。清迈因靠近湄公河流域，对华情绪较复杂。2025年6月，泰媒报道指中国企业在缅甸境内开采矿藏，导致湄公河、郭河、赛河等河流受到污染，重金属及砷浓度超标。清迈府、清莱府约千名居民集会抗议。河流污染牵涉健康与农业。同时，反对党借反华情绪做政治文章，非政府组织的推波助澜背后更有地缘政治因素。中资企业在劳动法、环境法方面的合规性问题，也让厌华情绪有了现实载体。

然而，若简单概括为“排斥”则有失偏颇。泰国华人的融入之路，走的是“吸纳进体系”而非“隔离打压”。泰国39任首相中，超八成拥有华人血统。华裔身分未被族群隔阂稀释，反而演变为横跨政商两界的精英标签。这种融合模式，让泰国成为从未爆发大规模排华运动的国家之一。

从湄南河入海口的泥沙俱下，到清迈山地的浊流激荡，泰国华人社会的分层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它折射出一个悖论：泰国以“无排华史”引以为傲，凭借佛教包容与王权庇护将华人精英吸纳为国家栋梁；但当“新资本”以几何级数冲击“旧人情”时，这套古老的同化机器正遭遇百年未有的负荷测试。

老华侨的“泰化”是前世的答案，新华侨的“悬浮”却是今生的考题。泰国能否在保持“吸纳”传统的同时，消化这波现代性冲击，将决定这条认同之河是冲出新的河道，还是在旧河床上继续奔涌——而无论流向何方，它都不会再是原来的那条河。

（本文系厦门大学本科生出国（境）交流项目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调研成果。《鹭岛南望》是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团队就马来西亚及东南亚相关国际问题撰写的评论文章专栏。本文是系列评论的第70评。文章仅为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