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震荡中的印尼：成因与反思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助理教授 王姝奇

2025年8月的最后一周，印尼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从首都雅加达到泗水、日惹、望加锡、万隆等多个主要城市，抗议的浪潮席卷全国。在望加锡，愤怒的人群甚至点燃了一处地方议会大楼；雅加达等地也传出个别政要住所遭闯入和破坏的消息，现场秩序一度失控。

这场被多家媒体称为“印尼二十余年最严重骚乱”的事件，导致至少6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全国有超过千人被捕。一时间，这个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再度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表面上看，骚乱的直接起因涉及议员福利的政策争议。但究其根本，之所以一个政策能点燃全国愤怒，是因为它触碰到了长期积累的社会结构性矛盾。

引发民众不满的导火索，是政府计划提高国会议员的津贴。印尼国会原拟为580名议员在工资外，每人每月发放5000万印尼卢比（约1.38万令吉）的住房补贴。这个数字，几乎是雅加达最低月薪的十倍。在普通民众正为物价上涨苦苦挣扎之际，本应代表民意的议员却主动为自己大幅提高福利，自然引发舆论哗然。更激化矛盾的是，部分议员表现出“何不食肉糜”的傲慢姿态：有人以“议员通勤也很困难”为由辩护，还有人公开嘲讽民众要求解散国会的呼声。这些言论经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彻底点燃公众情绪。8月25日，大批学生、工人和电召车司机走上雅加达街头，以和平方式表达对津贴方案的不满。

如果说议员津贴是抗议的开端，那么21岁外卖员阿凡的死亡则是导致局势升级的关键转折。8月28日晚，阿凡在雅加达街头完成一单配送。他并非抗议的核心参与者，只是一位为生活奔波的普通劳动者。然而，一辆隶属警察机动旅的装甲车在冲突中将他撞倒并碾压，致其当场死亡。现场视频通过手机迅速传遍社交网络，民众情绪迅速被激化，各地随即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

从宏观经济数据看，印尼的表现并不差。2025年其GDP增长率预计仍保持在5%左右，通货膨胀也处于较低水平。但恰恰是在这样的“稳定增长”之下，骚乱的发生更显讽刺——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衰退危机，而是一场深刻的分配危机。经济增长的果实并未让社会各阶层普遍受益。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正面临切实的生活压力：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税负不断加重。印尼青年失业率长期高于13%，是国家整体失业率的两倍多。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难以找到与专业匹配的工作，被迫进入零工经济领域，收入不稳定且缺乏保障。一边是年轻人对未来的普遍忧虑，另一边却是政治精英我行我素的“特权操作”。这种强烈的社会反差，构成了此次骚乱最根本的深层动因。

这场席卷印尼的民怨，让很多人联想到1998年的“5月骚乱”。当时，亚洲金融危机重创印尼经济，物价飞涨、失业激增，全国爆发大规模抗议和暴乱，最终导致执政32年的苏哈多下台。今昔对比，两场骚乱确有相似之处：都由经济民生问题引发，都体现了民众对政府的强烈不信任。然而，两者所处的政治环境已有天壤之别：1998年印尼处于威权统治末期，社会矛盾缺乏正常宣泄渠道；而2025年的印尼已实行民主化二十余年，民众诉求在体制内尚有表达空间。最关键的区别在于抗议指向的目标。1998年骚乱中出现了针对华裔群体的暴力事件，华人成为社会矛盾的替罪羊；而在本次事件中，民众的愤怒明确指向政府大楼、议会、警察局和政客精英的住宅，并未演变成针对特定族群的攻击。这一点明确显示，印尼社会在族群关系方面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进步。

对于此次印尼局势，国际社会普遍表示关注。作为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外交部表示“相信普拉博沃总统领导的印尼政府有能力尽快恢复稳定”，同时提醒在印尼的中国公民和机构加强防范。新加坡、澳洲、美国等国也纷纷发布旅行提醒，呼吁各方克制，避免印尼局势持续动荡冲击东盟地区的经济信心。

在总统普拉博沃宣布撤销津贴并采取维稳措施后，印尼街头的火焰已暂时熄灭。但这仅仅是治标之举。骚乱背后的深层问题，依然是这个国家面临的严峻考验。雅加达的8月之火已为印尼敲响警钟，也提醒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数字固然重要，但让发展红利公平惠及每一个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才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

作为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和人口大国，印尼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区域的繁荣与安全。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印尼政府和民众能保持理性克制，通过对话推进改革，从根本上化解矛盾，让国家尽快重回发展正轨，继续在地区稳定和全球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鹭岛南望》是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团队就马来西亚及东南亚相关国际问题共同撰写的评论文章专栏。本文是系列评论的第57评。文章仅为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