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banner
网站公告列表

  没有公告

返回首页
您现在的位置: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 文章中心 >> 网络资源 >> 教育理念 >> 正文 今天是:
  真正的教者 侧记高锟校长       ★★★ 【字体:
真正的教者 侧记高锟校长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http://nf.nfdaily.cn/nfzm/content/2011-11/04/content_32644163_2.htm    点击数:2063    更新时间:2011-11-6    

 

2011-11-04 15:11   南方周末

  被誉为“光纤通讯之父”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高锟。高锟参与创立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学系,并于1987至1996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200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做校长多年,高锟校长并没有留下什么动听漂亮的名句。但他是科学家,知道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人格,要在怎样的环境才能孕育出来。高校长不晓得说,但晓得做。

  周保松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

  高锟校长在200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迅即成为媒体焦点。除了高校长在光纤通讯方面的成就,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他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期间和学生的关系,尤其是1993年发生的两件大事。但观乎媒体报道,颇多不尽不实之处,部分更近乎传说。这些传说,对高校长和学生都不公平。

  我当时读大学三年级,是《中大学生报》校园版编辑,亲历这些事件,而且和高校长做过多次访问,算是对内情有所了解。现在热潮既过,我自觉有责任将当年所见所闻记下来,为历史留个记录。更重要的是,18年后,我对高校长的教育理念,有了一点新体会。

  支持学生参与社会事务

  我第一次见高锟校长,是1992年8月某个下午,我和学生报其他四位同学去大学行政楼访问他,一谈就是三小时。高校长的粤语不太流利,我们主要用普通话交谈。高校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率真诚恳、没官腔很随和的人。即使我们有时问得直接尖锐,他也没有回避或带我们绕圈子,而是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还留意到高校长有个习惯,就是喜欢一边聊天一边在白纸上画几何图案,愈画愈多。

  那天我们从中大的人文传统和教育理想谈起,说到学制改变、校园规划、教学评核和通识教育等。最后,我们问高校长是否支持学生参与社会事务。在那个年头,学生会经常出去示威抗议,有的时候会出现学生在外抗议,校长在内饮宴的场面。校长说他个人很支持学生参与社会事务,但因为他是校长,代表大学,因此不适宜表态。他甚至说:“我很同情你们的许多行为,觉得是年轻人应该做的。但有些人很保守,可能会觉得我不对。如果我不做校长而做教师,那情形就不同。”(《中大三十年》,中大学生会出版,1993,页15)

  那个访问最后由我执笔,一年后被收进我有份参与编辑的《中大三十年》。中大学生会一向有为学校撰史的传统,每十年一次,从学生的观点回顾及检讨大学的发展。书出版后,我寄了本给校长。过不了几天,他在校园偶然遇到我,说读了书中我的两篇文章,一篇写得好,一篇写得不太好。我当时有点诧异。一是诧异他会读我的文章,二是诧异他如此直率,直率得对着这个学生说不喜欢他的文章。我没有不快,反觉得高校长如此坦白很好。可惜当时人太多,我没机会问他不喜欢哪一篇及原因是什么。

  所谓“范克廉楼文化”

  这里要补一笔,谈谈学生会干事会和学生报。干事会和学生报是中大学生会的核心,是当时惟一需要全校学生一人一票选出来的组织,运作经费来自学生的会费,在组织和财政上完全独立于校方。学生会总部在学生活动中心范克廉楼,干事会在地库,学生报在顶层,彼此关系密切,我们惯称自己为“范记人”。校长所在的行政楼,与范克廉楼一路之隔,并排而立。中大学生会有参与校政和关心社会的传统,崇尚独立思考自由批判。我入学时,范克廉楼聚集了大批热血青年,天天在那里议论国事。除了学生会,中大还有过百计学生团体,包括书院学生会、国是学会、中大社工队、青年文学奖、绿色天地等。这些团体也是学生自治,每年由会员选举出我们叫做“庄”的内阁,自行组织活动,学校不会干预。

  我特别说明这个背景,是想读者明白,虽然高校长是国际知名的光纤之父,但我们当时对他不仅没有崇拜,反而有一份戒心,因为他是校长。对范记人来说,校长拥有庞大的行政权力,代表大学官僚体系的利益。而学生会的职责,是捍卫教育理想,监察大学施政,争取校政民主化,保障同学权益。所以,校长和学生会之间,存在着某种结构性张力。更重要的是,范克廉楼有强烈的反权威反建制传统,在我的读书年代尤甚。这个传统从上世纪70年代发展下来,一代传一代,从没中断过,形成所谓范克廉楼文化。很多人对这个传统不认识,一见到学生会有抗争行动,总会习惯性标签他们为“过激”、“非理性”和“一小撮搞事分子”。

 

“港事顾问”风波

  1993年是高锟校长任内最纷扰的一年,而且和香港政局纠结在一起。在这年,高校长放弃了一年前亲口对我们说过的政治中立,接受北京委任为港事顾问,结果引发轩然大波。

  让我先说点背景。1992年7月,彭定康成为香港最后一任殖民地总督。他上任不久,即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增加立法会民选议席。这个方案遭到北京强烈反对,当时的港澳办主任鲁平甚至斥责彭定康为“香港历史上的千古罪人”。中方于是决定另起炉灶,积极吸纳香港不同界别精英,邀请他们出任港事顾问。

  1993年3月27日中国政府公布第二批“港顾”名单,高锟校长赫然在名单之上。中大学生会在29日发出声明,指高锟身为校长,代表中大,不宜担任此职,并要求高校长公开交代事件。高校长当晚回应说,他是以个人身份接受此职,不会对中大有任何影响。事情发展得很快,当天在范克廉楼已出现大字报潮,傍晚电视新闻也以头条报道此事。在委任名单中,其实也有别的大学的校长,例如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但因为只有中大有反对声音,所以成为全城焦点。

  3月30日中午,学生会在烽火台举办论坛,有四百多人出席。高校长没有出现,但发了一信给学生会,称他会利用“港顾”一职,就“学术自由及促进本港与国际学术界联系”向北京反映意见。论坛结束后,五十多位同学打着横幅,游行到中环恒生银行总行,要求正在那里参加中大校董会会议的高校长回校公开解释。傍晚6时许,高校长答应出席第二天的论坛。我们当晚在学生会开会到夜深,并为第二天的论坛作准备。

  3月31日上午11时,高校长步出行政楼,来到数步之遥的烽火台,等候他的,是中大千多名师生及全香港所有媒体。高校长那天穿深色西装,精神看来不错。烽火台放了一张长桌,高校长坐一端,中间是学生主持,另一端是学生会会长。高校长背对着的,是朱铭先生著名的太极系列雕塑“仲门”,门后面是大学图书馆;正对着的,是密密麻麻的师生,师生后面是百万大道,大道尽头是俗称“饭煲底”的科学馆,上有“博文约礼”校徽。

  论坛气氛热烈,学生排着长队等着发问,用的是标准中大模式:发问者先自报姓名及所属书院学系年级,然后提出问题,高校长回应,发问者接着可追问或评论,高校长再回应,然后下一位接上。争论的焦点,是港事顾问的政治含意以及校长应否接受这样的委任。高校长不善言辞,对着群情汹涌的学生,一点也不易应付。但据我观察,高校长不是太紧张,即使面对发问者的冷嘲热讽,他也不以为忤,有时甚至忍不住和学生一起笑起来。

  高校长当天答得很坦白,直言不熟悉政治也对政治没兴趣,只是如果拒绝接受委任,会引起“猜疑”,接受委任“利多于弊”。他说:“我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希望大家努力对香港的将来做一些事情,这是不错的。香港的将来是大家的将来,可能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大。”(《中大学生》,第88期,1993年4月)

  论坛快要结束时,学生会会长将一个纸制传声筒递给校长,讽刺他成为传声工具。高校长接过传声筒一刻,摄影记者蜂拥而上。这张照片在香港报纸刊登后,不少人大骂中大学生是“文革”小将,想威逼校长戴高帽游街示众。我们哭笑不得,因为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传声筒会变成批斗高帽。

  4月1日高校长和其他港事顾问上北京接受委任,学生会再次带着标语到机场示威。高校长回来后,接受我们访问。被问及如何看待学生抗议时,他说学生会对他没有作出任何人身攻击,而且“在香港,学生完全有权和有自由这样做”。(《中大学生》,第88期,1993年4月)。

  尽管是这样,学生之间很快出现分歧,不同立场的大字报贴满范克廉楼,引来大批同学围观回应。学生报当时做了个民意调查,访问七百多位学生,发觉支持和反对高校长的比例,是一半一半。

  “港顾”一役后,高校长如常接受我们访问,每年会亲自写一封信感谢我们的工作,还从他的私人账户拿出两万元资助学生会有经济需要的同学──虽然我们不怎么领他的情。高校长也重视我们的言论。学校公关部职员曾私下告诉过我,每月学生报出版后,如有对大学的投诉,高校长都会叫职员影印一份,寄给相关部门跟进。我当时的感觉,也是许多校园问题报道后,负责部门很快就会回应。我们那时一个月出版一期报纸,每期有好几十版,印5000份,放在校园免费任取,通常几天内就会派光。那时做学生报很辛苦,白天要采访,晚上要开会写稿排版校对,没有半分酬劳,但我们却觉得值得和有满足感,因为相信可以为校园带来一点改变,并令同学多些关心身外事。

  现在回头来看,“港顾”事件在中大校史中最重要的意义,是起了一个示范,就是校长有责任就大学重要事务出来和同学公开对话。之前或许也试过,但论规模论影响,这次千人论坛肯定是历史性的。从此之后,类似的校政讨论逐渐成了传统。我记得1995年高校长宣布退休后,学生会曾在烽火台办了另一次论坛,要求学生有权参与遴选新校长。那次论坛由我主持,高校长不仅自己出席,还带了好几位学校高层来一起讨论。这样的对话,不一定有实时成果,但对建立一个问责透明、重视师生共治的校园文化,却有积极作用。

  “开放日”事件

  1993年发生的第二件大事,是11月13日的开放日事件。所谓开放日,是指中大三年一次,开放校园给公众参观,让公众对中大有更多认识。1993年的开放日,恰逢中大建校30年,所以办得特别隆重。没料到的是,这个开放日又一次令高校长成为全香港的焦点。

  开幕礼当天早上,百万大道会场坐满了嘉宾,高锟校长被邀到台上致辞。正当他要发言时,突然有十多位学生从两边冲出来,手持标语,高叫反对开放日口号,会场霎时乱成一团。高校长一个人在台上,手里拿着讲稿,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只能呆呆站着苦笑。与此同时,有学生抢了台上的麦克风,还有两位爬到典礼正前方的“饭煲底”顶层,用一条长布横额将中大校徽遮起来,上书“两天虚假景象,掩饰中大衰相”。台下观众及负责筹办开放日的同学,最初不知所措,接着则对抗议学生不满,开始起哄,场面混乱。事件扰攘十多分钟后,示威同学被保安推下台,高校长才有机会将开幕词匆匆讲完,但整个开放日的气氛已全变了调。

  典礼结束后,高校长打算离开,大批记者立刻上前将他团团围着。我作为学生报记者,夹在人堆中,高声问了一句:“校方会不会处分示威的同学?”“处分?我为什么要处分他们?他们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校长边走边答,语气平静。我当时一下子就呆了。要知道,二十多分钟前,高校长刚经历了人生最难堪的一幕。堂堂一校之长,光纤之父,在全校甚至全香港人面前,受到自己学生最不客气的抗议和羞辱。这次和“港顾”事件不同,学生不是要和校长对话,而是要公开揭露大学之丑相,让外界知道中大30年没什么值得庆祝,借此激起更多对大学教育的反思。所以,我和其他在场记者一样,以为校长一定会大发雷霆,狠狠训斥学生一顿。但他没有那样做,而且清楚表达了他的态度。那一幕,留给我很深很深的印象。我后来不止一次回想,如果我是他,设身处地,会不会像他那样反应?坦白说,我想我做不到。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也做不到。

  第二天的报纸,不用说,铺天盖地是这宗新闻,并且一面倒地批评学生。在校内,事件也引起极大争论。那一期学生报社论,叫“不是社论”,因为我们内部彻底分裂,无法对事件有共识。不久我听说,学校管理层对此十分震怒,认为绝对不能纵容学生。我又听说,大学收到不少校友来信来电,强烈要求惩戒学生。但过了两个月,什么也没发生。到底大学内部有何讨论,我全不知情。直到前两年,我从一位同事口中得悉,原来当年大学曾为此特别开会,会中只有三人不主张处分学生。三人之中,有高锟校长本人──是他硬生生将处分学生的建议压了下去。

 

高校长为什么会“容忍”我们

  我1995年毕业后,就再没见过高校长。大约是2000年,我在伦敦读书,香港电台为校长拍摄“杰出华人系列”,导演读了我大学时代的许多文章,特别来伦敦访问我,我才将开放日那难忘一幕说了出来。之前我从没和人提过此事,因为要公开肯定高校长,对我是不容易过的一关。其实当时高校长也人在伦敦,我却因为可笑的自尊而没去见他一面,遂成遗憾。

  两年前高校长得诺贝尔奖,传媒拼命追挖中大旧闻,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两件事。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颂扬高校长宽大为怀,有雅量容忍我们这些顽劣之徒。而愈将学生描画成偏激乖张,似乎就愈显校长的伟大。我对此感到不安。坦白说,我并不认为我们当年所做的每件事都合情合理。无论对于理念还是行动手段,我们都有过深刻反思,甚至进行过激烈辩论。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是无理取闹或大逆不道。退一步,如果我们真是顽劣之徒,高校长何必要忍受我们?高校长身边许多人,就劝过他不要过度纵容学生。例如当时的副校长金耀基教授,便曾公开说过他不认同高校长的做法。我也听过不少评语,认为高校长软弱无能,没有管治权威。可以说,高校长的做法在当年不仅没受到颂赞,反而遭人嘲讽。

  高校长为什么要那样做?这些年来,我一直困惑。尤其当我2002年回到中大任教,目睹母校种种转变,我就更加怀念我的读书时代,更加希望理解高校长多一点。到了最近两年,因为阅历渐深,也因为听了高校长几段话,我有了一些新体会。

  高校长不是在容忍学生,而是欣赏学生

  在“杰出华人系列”访问中,高校长应导演之邀,来到范克廉楼中大学生报会室,打开当年的报纸,首度谈他的感受:“我的感觉是学生一定要这样做,不然我听不到新的思想。他们表达之后,我们至少有一个反应,知道他们在争取什么东西。”2009年高校长获诺贝尔奖后,高太太黄美芸女士回中大演讲,提及高校长当年和学生激烈争论后,回家对她说:“什么都反对才像学生哩!”

  从这两段说话,我们清楚看到,高校长和许多人不同,他没有视学生为敌,更不是在容忍学生,而是暗暗欣赏这些别人眼中的叛逆学生。他似乎认为,中大学生不这样做,才奇怪才不应该。这真是大发现!我从没想过,校长会欣赏学生。他欣赏学生什么呢?我猜想,高校长欣赏的,是学生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敢于坚持自己信念的精神。他相信,这是真正的科学精神,也是真正的大学精神。

  我这不是胡乱猜度。高校长在某个电视访问中说得清楚:“千万不要盲目相信专家,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譬如我说,光纤在一千年之后还会被应用,大家便不应该随便相信我,要有自己的看法和信念。”高校长不喜欢别人崇拜他,更不喜欢别人盲从他。他要学生有自己的见解。真正的大学教育,应该鼓励学生自由探索,成为有个性有创造力同时懂得对生命负责的人,而不是用形形色色的戒条将学生变得唯唯诺诺服服帖帖。高校长明白,要培养这种人,就要给予学生最多的自由和最大的信任,容许学生尝试和犯错,并在众声喧哗和不和谐中看到大学之大。这不仅是个人胸襟的问题,更是理念和制度的问题。一所大学的师生,如果看不到这种理念的价值,并将其体现在制度,实践于生活,沉淀成文化,这所大学就很难有自己的格调。

  我渐渐体会到,因为高校长有这样的视野,所以他能对一己荣辱处之泰然,也所以才能说出“什么都反对才像学生哩!”这样的话──即使学生反对的是他本人。高校长不是文科人,未必懂得将这些理念用很好的语言表达出来。做校长多年,他并没有留下什么动听漂亮的名句。但他是科学家,知道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人格,要在怎样的环境才能孕育出来。高校长不晓得说,但晓得做。当18年前他自自然然不假思索地反问我为什么要处分学生的时候,他就活在他的信念之中。

  一位真正的教者

  再次见到高校长,已是毕业15年后,在去年秋日的中大校园。那天阳光很好,我驾车从山脚宿舍到山顶办公室。在路上,我远远见到,高校长和高太太两个人在陡峭的山路慢慢行走。我把车停下来,问高太太要不要载他们一程。这时候,高校长竟自个走到车前,向我挥手对我微笑。校长老了许多,一头白发,还留了长长的胡子,像个老顽童。我大声说,校长,你好,我是你的学生。校长一脸茫然,不知如何答我。我的心蓦地就酸了。虽然面对面,由于他的病(编者注:高锟于2003年初即患老人痴呆症),高校长永远不会记得我是谁了,我也永远不会再有机会向他道一声谢。18年前的记忆,在树影婆娑中,零零碎碎上心头。

  我希望,当时光逝去,人们说起高锟时,不要只记着他是光纤发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还能记着他是我们的老校长,是一位真正的教者。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文章录入:egret    责任编辑:egret 
  • 上一篇文章:

  • 下一篇文章:
  • 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Copyright©2013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站长:titicka
    厦门大学南安楼,电话:0592-2186414,传真:0592-2186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