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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大学校长谈培养创新人才         ★★★ 【字体:
大学校长谈培养创新人才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厦大图书馆参考咨询部    点击数:3634    更新时间:2007-9-21    
厦门大学图书馆参考咨询部
打印本页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06-7-19



  创新环境:民主 宽松 开放 和谐


  记者:周济部长在论坛主旨演讲中提出:“要积极探索、完善学术自律与学术监督相结合、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相结合的有效机制,营造民主、宽松、开放、和谐的良好学术环境。”各位校长对此有何见解? 

  吴清辉(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在香港学术自由很有保证,因为这是全社会的共识。但我并不认为因此就可以没有禁区,即使自然科学也是如此。比如克隆人,我个人是反对的。 

  陈骏(南京大学校长):研究克隆人如果从学术自由的角度讲完全可以,但如果任其自由研究就会扰乱社会。从学术自由角度讲,什么都可以研究,但科学是把双刃剑,当我们意识到一种研究会对人类、对自然带来负面影响的时候,科学家就要约束自己。 

  陈准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儒家思想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对我们今天倡导的学术民主很有启迪。你看凡是能做到和而不同,有不同意见但互相尊重的单位,创新局面一定很活跃;凡是“同而不和”的地方,表面强求一致,创新精神肯定受到压抑。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学术自由是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启迪创新智慧、促进学术繁荣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它应该服从于社会的良性发展,服务于人类的进步,服务于三个代表。所以,在强调学术自由的同时,也要讲学术责任,有学术责任才会有学术尊严。学术自由、学术责任、学术尊严三者是统一的。 


创新文化:宽容失败,尊重科学探索规律 


  记者:宁波大学校长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他们学校从美国聘请了一位博士当客座教授,年薪很高。合同要求三年内拿到国家级科研项目。但三年后他没有拿到,按合同应该解聘。但学校分析了他的情况,认为他能力很强,工作也很努力,只是对争取国内科研项目的途径和办法还不熟悉,因此学校决定继续留任,结果第四年,他拿到了。当我把这个故事告诉另一所大学的教授时,他问:如果第四年他仍没拿到呢? 

  徐金梧(北京科技大学校长):不能光看结果,还要看过程。作为校长最重要的是根据实际情况,掌握原则性和灵活性。科学研究不像农业生产,按时播种,按季收获;也不像大型工业生产流程,可以精确到分分秒秒。中间会有很多非常复杂的因素。宽容失败,需要实事求是,需要调查研究。 

  陈骏(南京大学校长):还需要内行。管理者既要懂得一般的科学探究规律,又要了解所管理的项目的一般规律,才会做到宽容有度。否则就会盲目地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过高要求,不断要求科学家在他们想象的时间内出成果,否则就认为是不能通过考核。这种“失败”是人为造成的,轻者会打击学者的积极性,重者会成为一些学者造假的助推器。当然,对任何违反学术道德的做假行为,都是不能宽容的,应由学者自己负责。但建立符合科学规律的管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宽容环境,肯定会减少做假。 

  王生洪(复旦大学校长):宽容的文化氛围是对那些耐得住寂寞,甘愿十年磨一剑的学者最大的鼓励。我校有一位学者四年研究出破解基因的方法,实现了该领域的重大突破,引起世界关注。当初,为了让他潜心研究,我们三年不用任何指标考核他,充分信任他的能力。我们知道,重大的突破远远胜过发表几篇一般性的文章。 

  记者:在去年第十三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的评比中,主办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没有取得很突出的成绩。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有个重大项目,学术价值很高,但需要大量数据佐证。为了做得更严谨,学校决定不急于求成,所以没有作为成果申报。了解内情的人都很佩服。 

  陈准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但学校领导压力很大。有人认为你这是“托词”。较长时间不能拿出成果科研经费也有可能受到影响,何况应付各种考评。理想主义的校长在现实中往往不被理解。 

  徐立之(香港大学校长):在美国硅谷,只要你认真做了,尽了力,10次创业失败了9次,你仍有机会,别人还会给你投资。宽容失败是有原则的。要研究为什么失败,为什么延误。认真做了就宽容,否则就不能宽容。 

  吴清辉(香港浸会大学校长):要对失败有个准确的定义。没有达到预期的研究目标,发现此路不通,转变了研究方向,也取得了成果,这也是成功。 


造就人才:不能只停留在口号 


  记者:当今时代,世界重大的科学研究课题往往需要一个科学团队才能完成,这就需要科学家具有完整的人格,比如善于与人沟通、与人合作,请问伊安·洽博校长您在帮助教授和研究生形成这样的品格方面有何体会? 

  伊安·洽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这确实是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科学家说到底也是人,而且是很有个性的人,他们对不喜欢的伙伴往往表现得很夸张。我们很难改变他们这种性格。我们所能努力做的是,不断告诉大家:大学是个完整的社区,每个人既是独立的又要相互依存。科研团队的声誉要靠大家维护,以此造成相互容忍的氛围。当然,有问题我们会及时协调,万一出了太不合群的人,我们也只好让他走人。 

  约翰·莱斯利(英国剑桥大学副校长):跨校间的合作确实有难度。我们更多的是向参加合作的团队各方说明这种合作会给大家带来的机会,使他们自觉地学会约束自己,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并不是不能合作。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我们在谈到创新人才培养时,往往更多的偏重于创新思维、创新能力,而关注创新人格的培养是最薄弱的。我认为,创新人格首先应该是有高度社会责任感、追求真理、有献身精神。但现在社会都把上大学看成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目标是取得将来的经济回报。这本来是经济学的概念,但如果把赚钱看成是唯一的主要的上大学甚至是办大学的目标,问题就大了。 

  当然,在当前中国就业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家长和学生关心饭碗是有合理性的。这种急功近利的情绪要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逐渐解决。问题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不能所有的人都这样,一定要有一部分人能够理性地看待这些问题,以献身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学问,搞研究,发明创造。我们大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发现、培养、保护这部分属于少数的精英,因为他们将来发挥的作用是引领整个社会。 

  陈骏(南京大学校长):所谓创新人格我认为是创新人才的情感、意志、理想和信仰等综合内化而形成的全面发展的现代人格。在创新人格的培养和塑造过程中,我们既要引导学生在进取中培养自信,还要引导学生在挫折中培养意志,在对待利益关系调整中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我们在教学计划中,要求学生4年内必须选修14个学分的人文、社会、艺术、科技等课程,从文化素质方面,给学生打好基础,这不但是学生人格完善的需要,也是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需要,而人文精神的培养更要渗透到所有课程和实践环节中去。 

  记者:请问杨祖佑校长,在您任职期间,您所在的大学已经5次获得诺贝尔奖,那些学者在冲击这些世界顶尖水平的研究时,是出于兴趣还是出于对科学进步的志向和责任? 

  杨祖佑(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校长):他们开始是兴趣,有兴趣就会不断地研究下去。但研究到了一定的阶段,他们自然就会产生追求高境界的责任。我想中国的学者也会这样。他们现在对做难度低、收益快的课题感兴趣,一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了相当的研究实力,他们也会向更尖端的科研项目冲击。我想作为真正的科学家,这是自然的。 

  陈准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我想对于广大学生来说,要培养他们作为创新人才应具备的忠于信念、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等高尚境界和品格,教师的人格风范对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因为学生在校接触最多的就是教师。我校有一位中年教师,以她的学术能力如果把大量时间用于自己发表论文,早就可以评上教授了。但是,她却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教育教学之中。不仅课上得很好,而且把帮助学生解决困难、苦恼当成自己的首要责任。她用大量的时间为学生进行网上答疑,尽管这么做毫无报酬,但网上好评如潮,学生说她的行动胜过千言万语的道德说教。我们准备将她破格聘为教授,就是要在教师队伍中树立一个榜样。我们不光要为学生树立学术上成就突出的教师楷模,还要为学生树立这种甘为人梯的教师楷模。我想这对于完善学生人格是会有作用的。


促进创新:制度改革仍有很大空间 


  记者:在本次论坛上,中外大学校长有一个共识,大学是创新人才培养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请问在大学阶段我们还需要进行哪些改革才能更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我曾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专访时提出:能让“神五”“神六”上天的和能让马桶不漏水的都是创新人才。就是说大学既要培养能提出新原理、新思想、新技术的顶尖人才,也要能培养在日常工作中有创新思维的、能开创新局面的干部、工程师、科技工作者。我们的制度设计要兼顾这两种人才培养的需要,尤其是要考虑目前国家更迫切需要的能冲击世界高水平研究的创新人才的保护和成长。 

  吴敏生(福州大学校长):我认为,这种制度应体现的原则是,为“均才”定规则,为天才留空间。比如,是否可以成立一个学校支持创新委员会,开辟人才特区,对某位或某些教授在若干年内不予考评,让他们潜心做学问,能进“特区”的对象,要有两个条件:一、确实有学术功底;二、有较强的自我约束力。谁能进入特区,由支持创新委员会讨论决定。 

  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有一项制度:学校挑出百分之几的有天才、有自我约束力的学生,容许他们自我设计。因为这些优秀的学生视野开阔,现有的课程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所以允许他们可以跨学科自选课程,自选老师,甚至可以自己决定学习时间。我们是否也可以进行这方面的试验。 

  伊安·洽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对才华出众的学生我们会为他们专门配备一位教师,或者是一个教师团队,指导他们的学习和研究;还会为他们配备生活老师和心理咨询师,因为与他们在学习上的才华相比,这样的学生在生活方面的智力不一定很高,心理也不一定很成熟。这样的安排,是为了他们能够更集中精力从事学习和研究。 

  段宝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在大学,对于广大学生来说,他们接触大师的机会毕竟很少,直接给他们授课的是占学校60%以上的青年教师。而这些青年教师的创新能力、授课质量直接影响着大多数学生的培养质量。因此,我认为在考虑师生比时要用制度规定教师队伍留有余量。它的作用一是可以送一部分青年教师去国内外著名大学充电;二是可以在教师中形成竞争,提高教学质量。 

  对于研究生的培养,除了改革和创新制度,决不能忽视的是现有的有利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制度,要抓落实。现在有制度不执行的问题很普遍:比如博士生的开题报告,是为了让导师对研究生的选题进行把关,一般由教授小组进行。但常常不能落实,有时会等论文已经完成了才补开题报告,这怎么能保证论文的质量呢?再如博士生培养过程的中间阶段,会有一次综合考试,一般由三位导师组成考评小组,进行口试、面试,作用是对博士生的研究情况检查督促。但很多时候没有进行,等到论文做完了再来补,综合考试成了形式。再好的制度不落实也是形同虚设。 

  陈准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目前在重点学科的评定和拨款方面我国的行政权力是否可以小一点,学术权力是否可以大一点。虽然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在确定重点学科及其拨款时也会考虑专家组的意见,但最后决策的过程、原因我们都不清楚。在英国,有个大学拨款委员会,主要由大学领导组成,政府把款项整个的交给他们,分给哪些学校、学科由拨款委员会讨论决定。这种制度是否可以借鉴? 

  安德斯·弗罗德施特洛姆(瑞典皇家工学院校长):制度既会给校长压力也会给校长动力。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色的学生,我对学校的学科作了重大调整,根据是对形势的分析。当然这样做有风险。有人问我动力是什么?很简单,我能不能担任这个校长,要通过教育部长、理事会和全校教职工三方面的同意。如果我不能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色的学生,我的学校长时间不能产生出色的研究成果,他们就不会再选我当校长,我就得下台。 

  记者:一些有研究潜质的大学生不敢多花精力去探索自己有兴趣的课题,因为考研首先看的是考试成绩,要想得到保送研究生的机会,探索必须成功、获奖,但探索本身不可能只成功不失败,权衡利弊还是得放弃研究,全力读书。 

  周本宽(西南交通大学校长):我们要善于发现有潜质的学生,更重要的是研究生考试制度要改革,考试要有多种形式。我校给学生建立了素质教育记录,反映他们在校期间参加科技活动、社会活动的情况,以便全面反映学生的素质。但目前这些记录、能力证书在他们考研中只能作参考,能否用加分的形式,用制度固定下来,值得探索。 

  王树国(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我校有几位参与“神五”、“神六”设计的校友,他们在校期间成绩并不突出。现在考硕、考博以分取人,或主要以分取人的制度未必能发现最优秀的人才,应该如何改革,我们正在研究。 


提高能力:研究生教育的当务之急 


  记者:中国高校的研究生也做科研课题,也写研究论文,和国外优秀的大学在培养环节上并没有太大差异,但为什么我们研究生的整体创新能力却明显不如国外? 

  段宝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三方面原因。一是我国导师队伍的整体水平与国外有差距,名师才能出高徒。二是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与国外研究生相比有差距。三是我们实验室的硬件,尤其是资料积累和国外很多实验室相比有差距。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记者:可是一位一流大学的教授告诉我,他们帮研究生选择研究课题,往往要先考虑是否做得通,成功的可能有多大?没有把握的题目就不敢让研究生做,怕做不成拿不到学位证书。因为如果是老师可以一直做下去,但研究生只有两三年时间。这样选择的研究课题是否难以保证是高水平的,从而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陈骏(南京大学校长):我想如果做不通,就及时调整方向,这样完成论文也是可以的,时间并不浪费,因为可以积累研究经验。对于需要时间长的课题,我们一般采取让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参与,实在完不成应该容许学校在培养时间上有一定的弹性。 

  安东尼奥·诺沃阿(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校长):我们的教授和研究生是一个团队的成员。在我们的试验室里,你可以看到顶尖级的教授和20多岁的研究生一起工作,一起讨论问题,他们之间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这种平等的气氛非常重要,可以激发研究生的创造热情和责任感。 

  约翰·亨尼斯(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在我的学校,25%的本科生参加各种研究项目或自己独立从事研究,这使他们可以在实验室里接触到我校很多优秀的教授、教师,教授教师们也很鼓励学生这样做,并用自己的课题吸引他们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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